一项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国有企业近年来的对外投资增速有所减缓，在对外投资主体结构中的比重逐年下降，但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流量和对外投资存量上的绝对地位依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以雄厚的资金实力作为支撑的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的流量上依然是绝对的主导。
该研究由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所承担，旨在分析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现状以及面临的困难。他们得出上述结果的依据是，2011年末，我国非金融类对外投资存量为3500多亿美元，其中国有企业占投资存量六成以上。
随着中国企业的持续发展与全球竞争格局的形成，“走出去”成为中国企业的必然选择。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747亿美元，是2002年的28倍，全球排位从第26位上升至第6位。中国对外投资主要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占据总量的75%，欧美发达地区则少得多。
国际化进程理论认为，企业的国际化行为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其表现为企业对国外市场逐渐提高承诺的过程。既是企业能力发展的结果，也是企业资源配置的客观需求。在对外直接投资上，中国企业经历了一个以寻求市场和寻求技术为主，到以获取战略资源和效率为主的演进过程。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1994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这一时期，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目标突出表现为“找市场和资源”。这一时期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集中在第三产业和石油等能源行业，“走出去”的企业主体是大型国有贸易公司和综合型集团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集中在香港、澳门等地。
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到中国加入WTO以前这一时期，以取得战略资产和效率为主要目的的并购案例明显增加。这一阶段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开始关注生产加工行业。大量具有民营资质的企业集团加入“走出去”企业大军之中，例如，小天鹅家电、广东格兰仕、天狮集团等。亚洲虽仍为投资的重点区域，但欧美的投资明显增加。
加入WTO以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目标明显转变为以获取战略资产和效率为主。
“通过‘走出去’，中国企业不仅可以获得资源，还能获得国际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市场、整合产业链等资源，以及获得财务投资收益，同时分散和对冲风险。此外，中国企业通过海外兼并收购有助于缓解国内产能过剩。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无疑能够对提升中国产业竞争力起到积极作用。”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原磊表示。
不过，中国企业“走出去”仍存在一些问题，制约了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其中最为人关注的是缺乏足够的风险意识。企业并购特别是海外并购是一项成本和风险“双高”的战略行为，风险不仅体现在交易活动本身，而且还体现在并购后的资产整合过程之中。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大量失败案例都源于文化冲突。如上汽并购双龙案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文化整合。如果上汽对文化冲突事前有充分估计，就很有可能降低后来的损失。
原磊指出：“国内的支撑体系不够完善。中介组织在跨国并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主要为企业海外并购提供信息咨询、公关服务、融通资金等，由于目前中国尚未建立发达的中介组织体系，中介业务基本被海外中介机构垄断，中国企业需要支付高昂的费用聘请海外机构。同时，国家人才的缺乏和素质的参差不齐已成为阻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瓶颈。”
目前，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动机还停留在取得资源这样一个较为低级的层次上，诸如如何利用资源实现协同效应、如何对并购资源进行分解和重组以及如何实现商业模式创新等问题还没有完全纳入视野。事实上，商业模式创新和企业并购关系紧密：商业模式创新是企业并购的终极目标，而并购是企业取得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途径。
另外，西方国家为了重振传统制造业而采取了“再工业化”战略，将会推进一系列保护和扶持本国传统制造业的政策措施的出台，如实行贸易保护、限制中国企业并购等，这对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无疑会有影响。例如，美国运用技术贸易壁垒如各种技术法规、技术标准、质量认证等手段来限制中国产品进口，以达到保护本国生产商利益的目的。此外，美国和法国先后提出以征收“碳关税”的方式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张，其目的就是要借此对中国、印度等主要发展中国家设置绿色壁垒，通过惩罚性关税实施贸易制裁。
“中国是全球主要的制造业出口国之一，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态势，若西方发达国家在2020年前后实施‘碳关税’政策，很有可能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产生不利影响。”原磊说。
（本文章摘自6月3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