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上午9时30分。北京金霖酒店的一楼会议室里，浙江代表团第三小组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小组成员之一，全国人大代表、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正在就自己熟悉的“国有企业改革”话题发言。
国企改革、国企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等话题，一直是社会热点。尤其在聚集着众多民营企业家的浙江团，邵宁的发言仿佛触动了在座与会代表们敏感的神经，国企与民企的话题讨论骤然升温并持续发酵。
“社会上有一个普遍看法，那就是国有企业员工工作时间短、压力小，但他们的平均工资大大高于社会平均工资。”未待邵宁的话音完全落下，来自民营企业的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开山集团董事长、总裁曹克坚就抛出了这样一个“疑问”。
“我在国企工作这么多年了，如果现在还说国有企业压力小，我完全不同意。”听到这样一个问题，紧挨着曹克坚的钟天华代表立刻抢着发言。作为中国移动浙江公司总经理，他半开玩笑地说，“我们的员工几乎没有一个不加班，‘星期六保证不休息，星期天不保证休息’已经成了他们的口头禅。”
“互联网公司给我们形成了非常大的压力，大家现在都用skype这样的软件打网络电话了，比如今年春节我们的语音业务增长都是负的。不止这样，现在的短信业务也被微信、私信所挤压。”他坦言现在国企面对的市场竞争是激烈甚至是惨烈的“现在不是讨论蛋糕能不能做大的问题，而是还有没有蛋糕的时候！”或许有些激动，钟天华升了半个声调。
他的话没能完全消除大家的疑惑，反而掀起了场上一轮更加激烈的讨论。曹克坚等几名代表几乎同时提到了国企高薪问题“国企上缴给国家的利润低，自己拿的收入高”“应该国家持多少股，就上缴多少利润”。
“社会上流行的国企薪酬版本这么多年，薪酬到底怎么样，能不能请邵主任和我们讲讲。”在一片议论声中，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舟山市市长周国辉的一句提问将大家的目光引向坐在中间位置的邵宁。
“去年国企一把手的平均收入大约80万元，最高也就140万元左右，而且这是税前收入。”邵宁说“对于国企的总收入，国资委一直是严格控制的。”抬头环顾一圈后，邵宁语气从容地解释说，国企员工平均收入略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这是源于国企没有劳动密集型产业等原因。而且国企要面对跟民企、外企等的竞争，如果工资标准过低，就会面临招工难等一系列问题。
话音刚落，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市市长陈金彪也开诚布公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核心是垄断问题。若在竞争性领域，国企经营得好，那么拿高工资是应该的。但如果国企是因为垄断因素而获得高工资，就不应该了。我建议，在竞争性领域有些央企可以退出来，央企具备人才优势和政策优势，若和民企去抢，央企会不断扩张，去不断收编民营企业。”
陈金彪的这一番话将现场讨论的气氛再次推向高潮，大家的眼神也再次聚焦到了邵宁身上，期待他能给出更权威的说法。
“这是个老话题，但其实是大家对国企的发展存在很多误会。这几年国有企业因为干不好而退出市场的非常普遍。面对市场竞争，国企和民企很多时候是一样的。”邵宁耐心地解释。他举了一个例子，电信行业最早有4大企业，即巨龙、大唐、华为和中兴。其中，华为是民营企业，中兴是股份制企业，另外两家是央企。但是，现在市场上发展最好的是华为和中兴这两家。这就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如果国有企业干得不好，也只能退出市场。
“企业就是企业，这几年国有企业一直在改革，‘国有’两个字更多只是个概念，现在政府对国有企业任何的输血渠道都不存在，国有企业做不好，最后就是破产，没人救你。平等竞争、优胜劣汰是我们追求的格局。”邵宁说。
一番讲话结束后，原本热闹的会场立刻变得鸦雀无声，在座不论是国企的代表，还是民企的代表，仿佛不约而同地陷入了沉思———国企、民企，它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中国的世界竞争力有两块，一是民营企业，它们竞争力非常强，所谓打遍世界无敌手；二是改革以后的国有企业，它们开始有点像真正的企业了，当然现在改革还不到位，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做。”邵宁铿锵有力地说“这两块共同构成了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基础，缺哪块儿，中国竞争力就缺一个角。”
（本文章摘自3月11日《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