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杠杆率过高这一问题的本质是企业资本金不足，企业出资人缺乏对企业的资本注入责任，缺乏把企业杠杆率稳定在一个合理水平上的有效机制。”中国银监会特邀顾问杨凯生在近日召开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7年年会”中这样表示。
数据显示，至2016年三季度末，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虽然略有下降，但其中国有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还是由61.2%上升至61.5%。杨凯生认为，“三去一降一补”中的降杠杆并不容易，需要进一步从根本上找到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稳定国有企业负债率的有效办法。
去年10月，国务院出台《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提出了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主要途径。其中降杠杆的7条主要内容包括：一是积极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提高资源整合与使用效率；二是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强化自我约束，形成降低企业杠杆率的长效机制；三是多措并举盘活企业存量资产，在做好存量资产清理整合工作基础上，采取多种形式予以盘活；四是多方式优化企业债务结构，降低企业财务负担；五是有序开展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帮助发展前景良好但遇到暂时困难的优质企业渡过难关；六是依法依规实施企业破产，因企制宜实施企业破产清算、重整与和解；七是积极发展股权融资，形成合理的融资结构。
杨凯生表示，不少人似乎还只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债转股甚至核销债务等方面，但这只是治标之计、应急之策，应当找到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长期以来杠杆率高、负债率高的根本原因。
上世纪80年代，我国推出几项重要的国企改革措施，可统称为“拨改贷”——将企业的基建所需资金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将企业所需的挖潜、革新、改造资金由国家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将国有企业的流动资金由财政管理、财政和银行分别供应的做法改为由银行统一管理。
杨凯生认为，这一系列改革的初衷是为了增加企业的经营责任，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进而将企业和银行打造成真正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但由于相应配套政策不够完备，这些做法使一大批国有企业经常性的资本金补充渠道变得狭窄。“尽管国家曾先后规定企业应建立自有流动资金补充制度，也曾明确规定有关项目建设必须有一定比例‘自筹’资金，银行才能贷款，但这些要求在实践中往往让步于‘发展’的需要，落实得不够坚决和理想。因此，银行贷款成了企业生产经营和发展扩大所需资金的最主要来源。”
他表示，随着企业不断发展，企业所需资金必然越来越多，各种形式的融资就必然越来越多，企业杠杆率必然越来越高，财务负担也随之越来越重。与此同时，银行贷款资本化的倾向日益严重，大量银行贷款沉淀在企业中充作资本金使用而难以盘活，银行信贷资金的流动性越来越弱。
杨凯生表示，以管资本为主来管理国有企业，还应该包括一个内容，即国企出资人、国企监管人有责任维护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的稳定。
去年在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的有关文件中，一是强调要建立完善国有企业出资人的监管权力和责任清单；二是明确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的重点，包括对国有企业的资本金注入；三是要建立企业负债约束机制等。如不能认真落实这些要求，所谓的各种去杠杆手段只能一时见效，不需多长时间企业的杠杆率仍会周而复始地不断攀升。
杨凯生建议，国有企业的出资部门、行使国有资本管理职能的部门应对所管理企业分行业、分规模确定负债率标准，对企业所有者（出资人）进行约束——企业所有者如果认为某个国有企业需要继续持有或应该继续持有，就要在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随时关注其资产负债率变化，一旦临近或超逾负债率标准，就要以适当形式向其注入资本。